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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平了

    2020年11月20日

    ■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初定,全球化未來何去何從?

    ■ 未來四年內,美國國內政治格局將如何塑造全球化軌跡?

    ■ 中國和世界將如何應對美國及其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變化?

    2020年11月11日至12日,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第六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11月11日,以“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國大選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為主題的研討會在線上舉行。研討會由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主持,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 (John Thornton),《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CCG聯席主席、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 (Ronnie Chan),CCG顧問、財政部前副部長朱光耀參與研討。

     

     

    《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表示, 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平,因為當今世界是相互聯系的、相互依賴的,甚至已經融合。他指出,世界由越來越多的節點連接。整個全球系統現在比以前更快、更遠、更深,運行成本更低。然而,缺乏能夠有效管理所有這些連接節點間的緩沖和流動的全球治理方案是造成當前挑戰的主要原因。關于中美關系,托馬斯·弗里德曼表示,在過去四十年里,中國和美國存在的互補關系使雙方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國家,只不過存在兩種不同的制度而已,然而那個時代已結束,美中關系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他提出,美中關系的結構性問題是,美國沒有足夠的信任去購買中國的深層產品。

     

    以下為托馬斯·弗里德曼先生的演講全文:

     

    很多人都會來問我,世界還是平的嗎?我的回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堅定:是的,并且還要更平了。

    為什么這么說?在過去的20年里,我所做的一切實際上就是報道了由不同病原體導致的“流行病”,包括地緣政治的“流行病”——9·11事件。我還報道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氣候變化等“大流行”。似乎每隔七到八年就有一次這樣的“流行病”,會有不同的“病原體”來擾亂全球系統。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這些“流行病”的特點又是什么?

    9·11、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危機和氣候危機這四種“流行病”的共同點就在于都伴隨著警告性的心臟病發作,然后是冠狀動脈閉塞病變。1993年,一個名叫拉米茲·約瑟夫的人試圖以伊斯蘭圣戰組織的名義炸毀世貿中心。結果造成少數人死亡,多人受傷。這就是心臟病發作的警告。然后911事件的發生就是產生了冠狀動脈閉塞病變。1998年,一家名為長期資本管理(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對沖基金成功積累了1萬億美元的杠桿資金,最終在華爾街破產,這就是心臟病發作的警告。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其的冠狀動脈閉塞病變。2002年底,SARS病毒開始蔓延,就是心臟病發作的警告。2019年,我們便看到了相應的冠狀動脈閉塞病變。

    現在我們每天都能收到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心臟病預警,包括去年澳大利亞的野火,今年美國的野火以及全球范圍內破壞力越來越大的風暴。但不同于其他“流行病“,氣候變化沒有暴發峰值,即使北極的冰雪全部融化,我們也只能一直在這個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球上繼續生存,自作自受。

    我們是如何在七到八年內就會受到一次“大流行“事件,且病原體各不相同的呢?答案是,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平。它不僅僅是相互聯系的、相互依賴的,實際上它已經融合了。我們連接了越來越多的節點,并且這些節點每天都在增加,我們正在潤滑這些節點間的連接。但問題就在于我們開始移除在這些節點間起保護作用的緩沖區。

    文化多元化、宗教多元化、性別多元化、教育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實際上就是一個緩沖區。

     

     

    例如,在9·11事件中,文化和多樣性就是一種緩沖,而當時本拉登的想法是清除穆斯林世界的多樣性,清除阿拉伯半島的所有非伊斯蘭影響。在自然界中,多菌種比單菌種的抗病能力強得多。因為單菌種對單一疾病非常敏感,一種疾病就可以直接擊潰單菌種,而多菌種則不那么容易感染。農業也是如此,政治和社會也是如此,一個單一文化的社會極易受到單一病態觀念的影響。新型冠狀疫情的暴發就是因為打破了城市和自然間關系的緩沖區。在2008年,透明度和對杠桿率的限制是金融體系的緩沖。氣候方面,我們砍伐紅樹林、向大氣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行為都降低了氣候系統的彈性。因此,世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平了。而我們正在潤滑所有這些連接間的節點,使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運轉順滑,然后我們移除緩沖區來管理這些節點之間的流量,這樣一來,一個節點的不穩定性就可以傳遞到整個系統。整個全球系統現在的確比以前更快、更遠、更深,運行成本更低。然而,除非我們找到一種方法,在一個沒有全球政府的世界中提供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該方案能夠明智地管理所有這些連接節點間的緩沖和流動,否則我們只會制造下一個“流行病”。

    關于中美關系,我認為1979-2019年是中美關系的史詩篇章,我將其稱之為“無意識整合”。然而這篇史詩已經結束了。

    這種無意識整合就是,美國企業想在中國開工廠,想在中國建立供應鏈,想雇中國科學家,想讓自己的女兒在上海學校學習;而中國企業想在納斯達克上市,想和美國公司合作,想讓自己的孩子去哈佛大學或者俄亥俄州立大學讀書。雖然這種整合不一定是徹底無意識的,但在過去四十年里,中國和美國確實做到了“一國兩制”,中國和美國成為了真正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然而那個時代已結束。

    我認為這其中有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從貧困走向中等收入的方式。我認為中國采取一套寬泛的策略:難以置信地努力工作,難以置信地“延遲滿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對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教育的專注投資,“竊取”他人知識產權,“強迫”技術轉讓,“不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以及進行“非互惠”的貿易布局。

    過去四十年中有三十到三十五年時間,美國企業是兩國關系穩定的關鍵因素。盡管美國企業在貿易過程中有不滿的事情,但它們都還在賺錢。因此,美國企業會告訴美國政府“沒關系,還可以接受”,這令兩國關系保持在正軌之上。

    然而在過去五年間,相當多的企業認為,中美貿易中“好行為”與“壞行為”這一組平衡中,“壞行為”開始變得更多。這樣的觀點不斷傳達到美國政府,并促成了特朗普的上臺。我一直認為,特朗普不是美國催生的美國總統,而是中國催生的美國總統。他主張兩國關系倒退,并高聲強調著其中一些壞行為。這就是特朗普誕生的背景,我相信中國人會對此有不同看法,但這就是我的看法。一系列問題導致維系了四十年的關系模式已經崩潰,在這之上推動其崩潰的就是特朗普。

    第二,過去四十年中有三十年的時間,中國賣給我們的都是“淺層產品”(shallow goods),包括襯衫、襪子、鞋子或是屋頂太陽能電池板。美國賣給中國的則是“深層產品”(deep goods),包括軟件、芯片等這些深入中國的系統的東西。中國以前不得不購買我們的深層產品,因為它別無選擇,它無法生產軟件、芯片和其它高科技產品。

    而過去五年發生的事情是,中國可以制造深層產品了。華為的故事其實只是這個的冰山的一角。中國現在可以制造那些埋進我們人行道、嵌進我們臥室的聊天機器人、鉆進我們公司的墻壁或我們五角大樓的深層物品了。

    隨著美中關系的發展,現在基本的結構性問題是,我們完全沒有足夠的信任去購買中國的深層產品。當中國只銷售淺層產品時,其實我們根本不關心中國到底是“獨裁主義”、“自由主義”,還是“素食主義”。這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然而,當中國想向我們銷售深層產品時,兩種制度之間的價值觀差異就成為了巨大的結構性問題。

    我不知道這種關系會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同意氣候和核武器這兩大全球問題迫使中美必須共同努力。但現在我們必須以一種深思熟慮的方式合作,而這很復雜。

    三星和蘋果之間的競爭還不算什么,你看華為和高通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華為是高通的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合作伙伴以及全球電信標準的共同制定者,他們之間有五層不同的關系。而特朗普(對美國企業)說,你們不能再賣芯片給中國了。如果沒有發生新冠疫情,我們談論的話題就會變成,我們對中國的領先科技、對中國的電信出口“判了死刑”。美國政府告訴美國公司,你們不能向華為出售其必需的芯片、軟件和操作系統,這是在給中國最大的科技公司“判處死刑”。

    中國不會接受這樣的結果的。中國在其下一個五年計劃中打算嘗試建立完整的芯片供應鏈,這樣他們就永遠不會再依賴我們的芯片了?,F在中國還不像英特爾和高通那樣擅長芯片制造,但我認為他們會做得越來越好的?,F在,進入中國的芯片中大約70%來自美國。如果中國掌握了供應鏈,哪怕不是今年,不是明年,而是五年后掌握了,到時候我們要賣給中國什么?他們不會再買我們的波音飛機,因為不讓飛。他們再不買我們的芯片,我們就只能賣大豆給他們了。

    所以,我們到底在做什么?美國已經向中國最大的(科技)公司宣戰了,有一些說法是華為正在從世界各地每一名客戶那里“搜集信息”,我不知道,我什么說法都信。但我們最好坐下來、拿出一些證據,想想我們都在做些什么,告訴華為說:我們允許你們給愛達荷州提供電信設備,我們會看看你怎么做,會觀察你幾年。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公司體面地下臺階,加入全球標準,最終我們將會被困在數字柏林墻內,一個“兩派技術”的世界。

    順便一提,不要以為當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時,歐盟會站在我們這邊。當三星可以在中國市場競爭時,英特爾會怎么樣?英特爾如何在歐洲與三星競爭?

    我不相信這屆(特朗普)政府,他們有很好的計劃、很好的團隊,可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不顧一切地發起貿易戰,造成現在的局面。這并不是一個真正深刻的戰略計劃。美國半導體行業,我敢打賭,沒有一家會投票給特朗普,他們都是商人。半導體行業是我們的掌上明珠。而這屆政府讓他們處于一個完全站不住腳的境地。

    現在有沒有什么人跟我講講他們的戰略到底是什么?拜托,我洗耳恭聽。但我從一開始就密切關注整個事件了。美國農民在這場貿易戰中損失慘重。美國納稅人花了數十億美元在救助他們,而他們仍在“流血”。半導體行業處于失控狀態。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這就是我的兩點看法。

     

    (本文根據《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在全球化智庫(CCG)2020年11月11日舉辦的“第六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的以“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國大選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為主題的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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