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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報告 | CPTPP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摘 要

    知識產權制度在當今國民經濟中發揮著激勵和保護創新,以此維護競爭秩序保護公平競爭的作用。中國在1980年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之后,不斷建立和完善相關知識產權法律,迄今已經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律體系,覆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領域。2019年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數量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是中國成為世界知識產權大國的重要標志之一。但是,在面臨數字經濟迅速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標準不斷提高的外部環境下,中國知識產權領域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例如地區保護主義影響知識產權執法公平性并制造執法困難、知識產權法律與其他國內法協調性不夠、與最新的國際知識產權標準保護有一定差距以及知識產權質量不高等問題。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對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有一定影響,隨著全球經濟區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是先進的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準入門檻之一。以中國目前的知識產權現狀,是否能夠參與高標準的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特別是加入高于世界貿易組織(WTO)標準的全面和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將是本報告重點關注的話題。

    本文主要通過三個主要維度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狀進行觀察和分析。這三個維度分別是:1.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演變;2. 數字經濟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3.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外標準對比;通過這三個維度進行評估后,將會從知識產權角度對中國加入CPTPP的可行性進行探究。CPTPP原名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是一個美國主導的區域自由貿易協議,曾因設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貿易高標準,一度被認為是美國為將中國排除在自身貿易圈外設立的高門檻。美國在2017年宣布退出TPP后,日本等國聯合推動TPP“低配版”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在2018年12月30日生效。由于美國的退出,中國目前面臨一個加入CPTPP的窗口時期。通過對比中國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與CPTPP的不同,可以看到在這一領域,中國與國際上先進的相關制度規則之間的差距。中國如果加入CPTPP,則將成為目前亞太地區最大的自貿區成員國之一,獲得其余11國寬松的市場準入,并確保在當下多邊自貿區談判中獲得更高的立足點。目前,盡管在中國學界內存在關于中國是否應加入CPTPP的爭議,但中方政府已表示出加入CPTPP的積極態度。

    本文以上述三個維度為觀察分析路徑,通過對部分互聯網科技公司的調研以分析以及和相關法律界、學術界專業人士的交流,對中國當下知識產權保護情況進行了初步的觀察和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目前雖然已是知識產權大國,但從知識產權質量、企業對知識產權重視程度以及知識產權專業教育方面看,各個領域均有所不足,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也不夠完善。同時,研究也發現,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與國際標準進行對比,并不存在太多的落后之處。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的數字經濟知識版權保護問題上有所創新,主要表現在在商業模式、產品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技術上具有較多創新元素,其中包括使用區塊鏈技術對知識產權加強保護,對數字經濟的商業模式以及相關產品的理解及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應對均比較深入。

    2020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新基建”作為推動經濟迅速恢復增長的手段,加速進入國民經濟建設當中。新基建既著眼于維持現有數字經濟存量的繼續增長,同時也著眼于創造新的數字經濟新應用場景和新管理模式的出現,同時刺激大量新技術的商用。這樣也對知識產權的創新和保護提出了挑戰,主要表現在知識產權邊界責權變得模糊,并且對反壟斷相關法律法規提出了新挑戰。在2020年5月底結束的兩會中,反壟斷法與數字經濟創新受到高度關注,有提案建議賦予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反壟斷違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力,同時建議舉證責任分配上向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傾斜。

    在地區保護主義影響知識產權執法公平性并帶來執法困難等問題的產生原因上,本文經調研認為這主要跟國內區域經濟差距、當地執法人員的專業水平、多個執法部門關系理順以及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采用“雙軌制”等制度因素造成局部利益不統一有關。近幾年有關部門通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以及對國家知識產權局功能的重新梳理有所改善。目前正在修訂的專利法等相關法律,也正在努力解決類似問題,并提升我國知識產權水平,使之接近甚至超越國際標準。整體而言,中國的知識產權創新有較大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水平正在穩步提升。

    通過上述比較,以及對CPTPP知識產權條例的解讀,本報告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盡管有部分落后于CPTPP的標準,但問題主要存在一些專有術語的定義有不同之處,其內涵和外延有待確認;中國標準與國內法之間存在協調問題,還有部分法律法規需要進一步修訂以便與CPTPP對接等問題。這些問題并不會對中國加入CPTPP制造太大的障礙。同時,CPTPP各成員國在美國退出后的談判中降低了部分知識產權條款,使之更容易向下兼容中國的知識產權標準。

    最后,本文在相關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思考與建議:

    1. 加速啟動中國與CPTPP成員國之間的談判。

    2. 注意中國數字經濟中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整個數字經濟對外開放的結合。例如,具體領域包括:在互聯網服務商的著作權連帶責任上制定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在互聯網服務商的法律義務應該更加明確,以強化互聯網時期的著作權保護能力;應該借鑒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互聯網時代的數據權利進行創新發展,保護企業的創新發展能力。

    3. 提升人才培養和標準化建設。這其中包括對高校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對知識產權代理機構的資質認證等領域需要實現標準化,同時應強化對貫徹《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定》國家標準(即貫標)后的監管,防止出現企業完成貫標后出現松懈和敷衍現象。

    4. 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如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管理以及研發。防止當下區塊鏈技術應用時出現大量假鏈,防止最終引發對區塊鏈技術的不信任態度。

    5. 隨著中國科技公司逐漸走出國門,中國知識產權的海外保護措施需要進一步提升。需要有關部門采取措施協調強化對中國知識產權海外保護的措施。

    《CPTPP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報告指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對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有一定影響,隨著全球經濟區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是先進的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準入門檻之一。以中國目前的知識產權現狀,是否能夠參與高標準的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特別是加入高于世界貿易組織(WTO)標準的全面和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是本報告重點關注的話題。

    報告主要通過三個維度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狀進行觀察和分析。這三個維度分別是:1.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演變;2. 數字經濟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3.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外標準對比;通過這三個維度進行評估后,從知識產權角度對中國加入CPTPP的可行性進行探究。

    報告以上述三個維度為觀察分析路徑,通過對部分互聯網科技公司的調研以分析以及和相關法律界、學術界專業人士的交流,對中國當下知識產權保護情況進行了初步的觀察和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目前雖然已是知識產權大國,但從知識產權質量、企業對知識產權重視程度以及知識產權專業教育方面看,各個領域均有所不足,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也不夠完善。同時,研究也發現,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與國際標準進行對比,并不存在太多的落后之處。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的數字經濟知識版權保護問題上有所創新,主要表現在在商業模式、產品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技術上具有較多創新元素,其中包括使用區塊鏈技術對知識產權加強保護,對數字經濟的商業模式以及相關產品的理解及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應對均比較深入。

    報告指出,加入CPTPP為中國帶來的積極影響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講,加入CPTPP有利于中國解決與部分國家之間存在著的貿易摩擦問題,讓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系。從經濟發展與開放的角度講,中國需要新的多邊貿易協定繼續擴大開放與自由貿易;加入CPTPP有利于中國企業參與世界競爭以及服務業的“走出去”。

    報告還指出,CPTPP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全球領先,中國加入CPTPP可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美國退出TPP之后,日本極力主導的CPTPP與之前的TPP條款相比,主要條款出現了一定的改動,但仍舊代表著高于TRIPs的水平。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全球來說也是領先的。中國如果選擇不加入CPTPP,就無法與更高規格的貿易規則接軌,對于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是不利的。

    報告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盡管有部分落后于CPTPP的標準,但問題主要存在一些專有術語的定義有不同之處,其內涵和外延有待確認;中國標準與國內法之間存在協調問題,還有部分法律法規需要進一步修訂以便與CPTPP對接等問題。這些問題并不會對中國加入CPTPP制造太大的障礙。同時,CPTPP各成員國在美國退出后的談判中降低了部分知識產權條款,使之更容易向下兼容中國的知識產權標準。

    報告指出,中國加入CPTPP面臨國有企業、勞工權益以及知識產權上的挑戰。國有企業方面的挑戰主要在于中國與CPTPP成員國對國有企業的定位方面有所差異。CPTPP的勞動工權益標準重在強調勞工的權利,包括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廢除強迫或強制勞動、禁止童工勞動和消除就業與職業歧視。CPTPP在知識產權規則上降低了一定的高度,沒有采納TPP當中對于知識產權過高的標準要求,總計擱置了11條TPP的知識產權標準。整體來看,CPTPP所保留的TPP標準對中國來說更加值得研究。這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所需要對接的部分,主要有三個特點:1. 相對于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知識產權客體范圍擴張;2. 明確知識產權的保護標準,擴張了知識產權權利內容;3. 規定了嚴格的執法程序和法律責任。

    最后,報告在相關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思考與建議:首先,加速啟動中國與CPTPP成員國之間的談判。其次,注意中國數字經濟中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整個數字經濟對外開放的結合。第三,提升人才培養和標準化建設。第四,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如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管理以及研發。第五,隨著中國科技公司逐漸走出國門,中國知識產權的海外保護措施需要進一步提升。

    作為世界百強的中國社會智庫,CCG持續對企業全球化、“走出去”和“引進來”展開雙向研究,以當前國際背景下的中美貿易、國際貿易、來華投資、對外投資、數字貿易為主題,進行分析、研究與解讀。CCG 不斷尋求更多力量來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發展,率先推動中國加入 CPTPP,并發布系列研究報告。


    報告正文(摘選)

    CPTPP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一、CPTPP的發展歷史

    CPTPP,全名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它的前身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最早由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在2002年發起,2009年美國加入談判。到2015年完成談判時,總共有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越南、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墨西哥以及秘魯在內的泛太平地區12個國家加入。美國主導了談判的完成,并在勞工權利、知識產權和環境等方面提出了遠超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標準,被認為是一個高水平的自貿區協議。但是,由于部分美國政界人士(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2016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認為TPP協議中美國承擔太多義務以及讓步太多,不利于美國在未來TPP的貿易體系中獲得最大化的利益,因而推動擱置TPP協議在美國國會審議。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之日,同時宣布美國退出TPP。

    2017年11月,在日本的推動下,TPP除美國外的11個成員國達成共識,將TPP改名為CPTPP,并重新開始談判。2018年3月談判完成,當年12月30日CPTPP正式生效。與之前的TPP條款相比,CPTPP的知識產權條款出現了一定的改動,刪除了TPP當中一些美國知識產權保護條款,保護標準有所降低,但其水平仍然遠超WTO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條款。目前,CPTPP成員國所覆蓋的人口超過5億,GDP的全球占比為13.4%。以GDP衡量,CPTPP是全球僅次于《美墨加協議》(USMCA,原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以及歐洲共同市場之外的第三大自由貿易區。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全球來說也是領先的。

    二、加入CPTPP為中國的帶來的影響

    加入CPTPP能夠為中國帶來多方面的正面影響。加入CPTPP能夠推動中國朝著未來貿易自由化、便利化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同時,加入CPTPP對中國推動“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來說都是很好的平臺,也是未來中國發展新的機遇。就過去中國加入WTO后的發展情況來看,在加入WTO后,中國的GDP從2001年到2017年增長了8倍多。而CPTPP也是如WTO一般的多邊貿易合作協議,且在服務貿易與自由貿易的便利化推動等各種標準上比WTO的要求更高。如今的中國服務業占中國GDP總量的約60%,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大量電商和軟件服務業企業都需要與國際市場建立聯系,CPTPP能夠更好地保障中國企業在國際規則下的自由貿易。當然,國內關于對于中國加入CPTPP也存在著部分的保留意見,這部分保留意見主要考慮到中國在加入CPTPP的過程中遇到的各方面挑戰。本研究第四部分的第二節結合在各個領域的專家對中國加入CPTPP為中國帶來的影響以及中國加入CPTPP所面臨的挑戰的看法,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加入CPTPP為中國帶來的影響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國際關系

    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講,加入CPTPP有利于中國解決與部分國家之間存在著的貿易摩擦問題,讓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系。加入CPTPP對國際關系的益處可以分為幾類討論:

    1. 從中美關系的角度分析,加入CPTPP可以解決部分的中美經貿問題。CCG理事長王輝耀博士認為,由于CPTPP的規定涉及到貿易自由化、環境保護、勞工標準、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的要求等問題,這是部分美國輿論對中國所擔憂的,加入CPTPP對減少中美貿易摩擦、擴大共識更有好處,也更能展示中國的開放。具體來講,加入CPTPP,對提升中國的知識產權標準有幫助。中美之間知識產權爭端是雙邊關系中的結構性問題。中方提升知識產權標準,有利于緩解這一結構性問題,降低美國對中國所謂“強制技術轉移”的指責聲。CCG專家學者團在2018年9月的赴美“二軌外交”系列活動中,與美國國會議員交流時,他們也認為中國可以加入CPTPP以展現中國開放的姿態,美國更愿意與加入TPP的中國進行談判。美國駐日本前大使特別助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爾德(Kent Calder),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會長、前美國駐華上午總參贊克雷格·艾倫(Craig Allen),國會美中工作小組(US-China Working Group)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里克·拉爾森(Rick Larsen)表示,希望中國考慮加入TPP的可能,如果中國加入或者至少表現出加入TPP的姿態,將有力展示更加開放中國的形象。因為TPP在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上有著更高的標準,中國也到了這個階段,中國加入TPP的舉措會釋放中國希望改進自身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的信號,美國也將以此認為中國更加開放,這有利于中美下一步的談判。盡管美國后來退出TPP談判,中美關系出現倒退,但中國繼續以開放的態度加入CPTPP,仍可以認為是中國對美國做出的一個友好姿態。

    中美之間也存在著廣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礎,在美國表示支持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態度下,主動加入CPTPP有利于FTAAP的構建和更全面的區域經濟安排。雖然特朗普政府退出了TPP,但是他也表示,需要他所認為的“更加公平”的貿易安排。如果中國加入CPTPP,加強與CPTPP成員國之間的對話,能夠將原有的TPP與即將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實質內容銜接在一起,能夠進而吸引美國共同推進FTAAP建設,實現新的、更廣泛的貿易投資合作,實現包容性發展,更進一步融入世界貿易體系。

    1.從中國與TPP其它成員國之間的關系角度分析,根據CCG過去的調研顯示,在美國退出TPP,TPP尚未更名為CPTPP時,TPP部分成員國便積極支持中國加入TPP。中國主動加入TPP可以填補美國退出后的協議空間,提升TPP經濟總量在全球的比重,進而增加TPP的影響力。而中國也可通過經濟外交來改善國際關系。澳大利亞、日本等成員國在TPP上投入了大量的經歷,一直希望借此協調和推動地區間的經貿發展。面對美國的驟然退出,其他成員國的心態比較復雜,有的國家對TPP仍然抱有希望,但更多的國家開始轉向重視中國在亞太地區經貿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2015年到2018年)都曾公開表示過對中國加入TPP持開放態度,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加入能夠幫助挽救TPP。

    2.從亞洲一體化的角度分析,特朗普政府有意在東亞等地區建立排除中國在外的自貿區,而中國主動加入CPTPP有利于通過東亞同質性較強的共同文化影響力,改善與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倡議的深入實施;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備受關注和期待,主動加入CPTPP,可以進一步展示中國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促進世界共同繁榮的決心。在訪談中,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表示:“當今美國政府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不喜歡多邊或者區域的,包括也不喜歡有一點超國家性質的爭端解決機制”,因此,美國多少都有些不樂見對區域融合有利的自貿協議。TPP成員國以及韓國等周邊國家均是中國成熟的經濟伙伴,中國與這些國家都有推動國家關系發展的需求。在美國有可能挑起局部地區沖突的形勢下,中國更應該從經濟外交入手,積極改善與東北亞、東南亞各個國家的關系,通過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基礎加強互信合作。通過參與CPTPP,一方面,中國可以加強與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南海周邊國家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與韓國、日本的關系,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合作,發揮亞洲區域文化的凝聚作用,促進亞洲一體化。

    CCG在2017年發布報告《中國外交進入新方位,可考慮加入TPP》,在國內最早對TPP以及隨后的CPTPP展開系統研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為實施經濟外交打下了基礎,加入TPP可以成為中國當前經濟外交的重要抓手……應把握時機盡快加入TPP?!睍r隔三年,國際政治經濟外交格局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但CCG當時判斷中國加入TPP以及CPTPP的積極意義并沒有根本的改變。

    (二)經濟發展與開放

    CPTPP目前包括11個成員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13.2%,貿易總量占全球的15%,是亞太地區第一大貿易協定。如果中國加入CPTPP,將把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提升到30%以上,使之成為當前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之一。目前,要清醒認識到中國長期還處于發展中階段的事實,同時也要看到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十多年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實際情況??紤]CPTPP這一協定時,也需要脫離“發達國家VS發展中國家”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而是思考對中國實際經濟發展、生產力提升、資源最優分配等方面帶來的利弊。

    1.中國需要新的多邊貿易協定繼續擴大開放與自由貿易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堅定宣告中國堅持擴大開放。例如,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指出:“必須堅持擴大開放,不斷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敝袊尤隬TO迄今已19年,以市場體量及經濟總量看已經超過原來的發展中國家水平,然而根據世界銀行依據人均GDP對國家發展水平的定位標準,中國依然不是發達國家。這一個特別的定位讓中國既要參與又要針對性地對原有的中國所在的貿易規則做一些保留和修正。

    目前的WTO面臨著一些困境,近十多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分歧加大、多哈回合的談判受阻,WTO發展進入一個停滯期。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面對WTO談判的僵局,美國采取了消極的態度,逐漸放棄多邊談判轉而依靠雙邊談判解決經貿問題。特朗普更是經常威脅要退出WTO。除此之外,現有的爭端解決機制也面臨著嚴重的挑戰。面對近年來新的世界經濟形勢,WTO也未能有效跟進。它忽略了當今世界如火如荼發展的數字經濟。由于僅僅關注貨物貿易和關稅等傳統貿易問題,進而未能夠將信息、數字化等代表的新興議題納入到貿易框架中。因此,除WTO外,中國需要參與其它的多邊貿易協定來配合當前新的經濟形勢推動開放與發展。

    2.加入CPTPP有利于中國企業參與世界競爭以及服務業的“走出去”

    在加入WTO后,經過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中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到2019年幾乎是2001年入世時的11倍。如果還采取原來的開放態勢和條件,不但不能保護自身經濟和企業的發展,反而會因為對等原則,限制中國有競爭力的企業在海外的發展。促進競爭,讓中國的企業在國際上參與更多競爭,才是中國企業得到發展的機遇。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服務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經過多年的發展,2017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1.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58.8%,預計到2025年,國家將在優化結構、提高質量、提升效率的基礎上,實現服務業增加值“十年倍增”,占GDP比重提高到60%。側重保護知識產權和服務貿易的CPTPP協議可以與中國不斷提升的服務業以及電子商務、信息技術等優勢產業相符合,可以有效保證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以及權益。未來服務業將在中國GDP的比重更高,尤其是在疫情影響下,需要更多的技術服務來實現遠程工作。中國出現了諸如華為、中興、小米、阿里巴巴、騰訊、聯想、美團和京東等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電子商務以及信息技術產業領域的優勢公司。由于地緣政治等外部環境的變化,包括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在考慮對中國的華為和字節跳動等產品進行“封殺”、“禁售”等行為。如果積極加入CPTPP,有利于中國這些優勢產業爭取到更大的國外市場從而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創造出一個公平、自由而廣闊的世界市場,為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提供了服務業方面的便利。

    此外,CPTPP的“電子商務章節”,對通過數字貿易創建的數據提供廣泛保護,這可以對中國的服務業“走出去”提供巨大的幫助和支持。到2016年,數字貿易帶來的生產率效益為中國經濟創造經濟價值估計為3.2萬億人民幣(4660億美元)。到2030年,這一數字可能增長11倍以上,達到37萬億人民幣(5.5萬億美元)。數字出口是當今中國第2大出口部門,并有可能進一步增長。數字經濟(如電子商務)促成的虛擬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總價值達1.6萬億元人民幣(2360億美元),是中國第二大出口方式。事實上,主要受電子商務的影響,超過80%的價值是由數字支持產品驅動的。到2030年,數字支持出口價值將在今天的基礎上增長207%,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7260億美元)。同時,CPTPP還有“政府采購章節”的規定,向外國投標人通等開放政府采購合同,這也與中國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有著高度契合,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型的世界經濟體。

    三、中國加入CPTPP所面臨的挑戰

    當前形勢下,政界與學界大部分的專家與學者認為中國加入CPTPP主要面臨三大方面的挑戰:國有企業、勞工權益以及知識產權。

    (一)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方面的挑戰主要在于中國與CPTPP成員國對國有企業的定位方面有所差異。中國對國有企業的普遍認識是國有企業是中國模式的特征之一,而且中國始終強調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按照市場規則來運作的。在訪談中,對外經貿大學的屠新泉教授表示,中國反對所謂的“所有制歧視”,不能因為一個企業是國有企業,在市場規則的制定中就對它有所歧視,所以中國現在提出的概念叫做“所有制中立”。但現有的大多數國際規則,包括CPTPP的規則卻并不提倡所有制中立,仍將國有企業當成特殊實體看待,而對待國有企業的態度是要限制國有企業的運作,同時要限制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影響。在中國考慮加入CPTPP時,其成員國到底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是需要協商的難點。

    具體到規則層面上看,CPTPP對國有企業的規則并不是極為嚴格。中國法律法規中已經基本和CPTPP規定相符合的方面有商業考慮準則和非商業援助規定,商業考慮準則在WTO的規則里已經存在,中國在入世承諾中明確承諾國有企業要按照商業考慮來進行商業決策,而非商業援助也在WTO里提到過,中國在入世的時候承諾過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是專項性補貼,不全面禁止,但有一定的限制。爭議比較大的方面是關于國有企業是否應當被當成政府實體或者公共機構。在過去的WTO實踐中,沒有明確對公共機構做出定義,但是各個國家反補貼的案例中,基本把國有企業當成公共機構。因此,雖然CPTPP并未完全表示禁止設立國有企業,但對國有企業有制定特殊的規則。中國是否能夠接受這些特殊的規則,是否承認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有國有企業,還是需要考慮。當然,在CPTPP成員國中,越南、馬來西亞也擁有比較多的國有企業,而CPTPP寄予的例外清單非常長,許多的國有企業都不受限制,也為協商留下了空間。

    (二)勞工權益

    CPTPP的勞動工權益標準重在強調勞工的權利,包括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廢除強迫或強制勞動、禁止童工勞動和消除就業與職業歧視。目前,中國已經批準了后兩個基本權利所涉及的4個國際核心勞工公約,但尚未批準前兩個基本權利設計的4個國際勞工公約。我國的勞動法雖然近年來逐步健全,勞工狀況得到了極大地改善,國內也有了相關法律來保障勞工權益,但和CPTPP的標準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除了在相關規定有所差異之外,貿易摩擦增多也是勞工權益方面的一個擔憂。目前的貿易摩擦中,外國(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訴訟案主要是有關三個主題:反傾銷、反壟斷以及知識產權301條款。在加入CPTPP后,勞工權益又成為了一個能夠對中國發起訴訟的理由。在貿易的過程中,我國的產品可能因為不符合有關勞工權益條款而面臨更多的貿易糾紛,對自由貿易產生阻礙。

    (三)知識產權

    CPTPP在知識產權規則上降低了一定的高度,沒有采納TPP當中對于知識產權過高的標準要求,總計擱置了11條TPP的知識產權標準。這使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具備了與CPTPP標準對接的可行性。對外經貿大學國際貿易學院教授崔凡表示,許多CPTPP的條文初步來看并非高不可攀,中國也是有提升的空間的,例如氣味、聲音可以申請商標。當然,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國內法經驗會比中國更足,但中國也不是不可在此做出改進。例如地理標志也可以作為商標進行保護,我們國家的地理標志管理通過有商標局、原質檢局的科技司和農業部進行。在同一件事情上走不同的程序體制,使得相關仲裁機關和部門在判定案子時都出現一些困難,長期難以解決。通過加入高標準的國際規則,如果中國能夠在這方面接受統一標準化,對中國的知識產權體制改革也是一個幫助。

    整體來看,CPTPP所保留的TPP標準對中國來說更加值得研究。這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所需要對接的部分,主要有三個特點:1. 相對于TRIPs,知識產權客體范圍擴張;2. 明確知識產權的保護標準,擴張了知識產權權利內容;3. 規定了嚴格的執法程序和法律責任。

    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標準與CPTPP標準的比較,將在本部分第五節中進行詳細的論述。

    四、文獻觀點綜述

    當前學界普遍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相較于其他發達的貿易大國而言是較為薄弱的,且已經對中國的內部創新發展以及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形象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盡管如此,中國近些年來對于知識產權保護中所存在的問題無論是在認識上還是在為改善問題所做出的努力上都是學界有目共睹的,但是專家學者們也認為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遠,而進一步健全相關法律對中國各方面的提高都會有積極影響。而當前加入CPTPP這一契機則有助于中國完善自身經貿規范,倒逼自身與國際標準對齊,特別是提升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少學者也指出加入CPTPP本身對于中國會有積極影響,包括防御美國封鎖、增加歐亞聯系等。不過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CPTPP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有限,不應作為主要關注點。

    有專家指出,“山寨產品”這一概念在2008年前后就已經在中國出現,指代以非法侵權的方式對原知識產權產品進行仿冒并和其在市場上競爭。其范圍不僅涉及各類產品,也包含軟件和影視作品等。對早期的中國企業造成了負面的影響。(黃匯,2015)且在治理非法侵權上,中國的法律法規也令部分學者提出了質疑。盡管中國的相關法律并不欠缺,但在實際執行上存在“抄近道”的現象,使得國內外的研發機構對法律制度的客觀性和獨立性產生了一些質疑。(Fairbairn,2016)名義上,中國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使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達到高標準,但實際上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又被不完全執法所弱化。(代中強,2014)不過近些年來,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也在日趨完善,無論是對管理體制機制進行改革,還是對法律法規進行完善,亦或是對知識產權司法審判體制進行改革,中國都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易繼明,2017)在中國的企業間知識產權和專利糾紛數量大幅增加也客觀說明了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以及知識產權受重視程度的增加。(Brander 等,2017)事實上健全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對國內公司有非常積極的影響,中國企業在走出國門的過程中也面臨著知識產權在海外被侵犯的問題。(張長立 等,2015)同時相應法律法規提高了研發投入的期望收益,增加了企業創新發展的意愿。(吳超鵬 唐菂,2017)

    盡管在美國退出后日本主導CPTPP談判,最終修改了部分爭議條款降低了接受難度,但其保留的知識產權方面的規則相較于現有多邊自由貿易區(FTA)依然維持了高標準。就目前的中國規則而言接受難度較高。這意味著如果加入CPTPP中國接受一個全新的標準,付出較大的成本。一旦中國下定了決心,就必須提前做好準備,為中國與國際標準的統一打好基礎。(白潔 蘇慶義,2019)雖然有專家學者在中國的接受難度上提出了質疑,但也有不同意見指出加入更高標準的協定將迫使自身進行更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國對高標準的接受能力已經顯著提升,同時又有這一方面的需求。(蘇慶義,2019)而且CPTPP協定的標準之高,是現有的協定(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ECP)所無法相提并論的。(劉景卿 夏方杰,2019)不過仍有外國學者質疑中國改革的決心,無論是在立法還是執法層面,讓中國與國際標準對接都會面臨巨大的改革壓力和政治層面上的挑戰。(Petri Plummer,2020)甚至有學者認為即使是在簽訂了相應協約的狀態下中國仍然縱容了一些侵權問題,且這些知識產權侵害問題會對全球貿易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Brander等,2017)

    整體來看,不少學者也支持中國加入CPTPP,認為其協定本身對中國就利大于弊。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就是由美國主導的一個在亞太打擊中國的貿易影響、對中國實行封鎖的貿易協定。盡管現在美國已經退出了這一協定,但由于CPTPP降低了成員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削弱了同類中國商品的競爭力,無疑會對中國的出口產生負面影響。(沈銘輝 李海風,2019)也正因為美國的退出,使得加入CPTPP成為了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的窗口時期。不僅如此,中國目前已經參與了RECP,再加入CPTPP,必將有利于中國參與全球貿易治理體系建設和亞太經濟一體化。(蘇慶義,2019)有學者也指出特朗普政府必將最終注意到CPTPP的經濟意義,因而美國有很大概率會重返CPTPP。(Whalley 等;2020)而現如今中美兩國正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面對這來之不易的時機,中國需要首先做出行動,爭奪主動權。(蘇慶義,2019)在美國退出后,CPTPP無論是從國際影響力上還是GDP體量上來說都已經大不如前,因此即使其成員國對于中國的態度各有不同,但并不會有明顯的反對態度,整體上對中國的加入持正面甚至歡迎的態度。(劉向東 李浩東,2019)不過也有專家并不贊成中國加入CPTPP。主要理由是CPTPP的生效對于中國經濟的實質性影響較小,通過加快推動RECP的生效即可抵消;并且中國已經在推動RECP等自貿談判,不必在CPTPP上再分散精力。(王孝松 武睆,2018)

    簡而言之,學界對于中國是否加入CPTPP的觀點分為兩派,支持的部分認為,中國加入CPTPP將會有效提升中國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改善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相關領域的治理水平以及標準提高。此時加入CPTPP,正是一個難得的窗口時期。反對的部分認為,CPTPP的標準過高,中國加入帶來的收益不足。另外,中國目前精力集中在RCEP上面,不應該再過度關注加入CPTPP的問題。在官方層面,中央政府的態度很明確,“對于加入CPTPP,中方持積極開放態度?!边@一態度基本上可以確認中方對加入CPTPP有熱情,并且已經開始著手做相關準備。

    五、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國際的對比:以CPTPP為例

    美國退出TPP之后,日本極力主導的CPTPP與之前的TPP條款相比,主要條款出現了一定的改動,但仍舊代表著高于TRIPs的水平。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全球來說也是領先的。由于WTO的上訴機制受美國阻撓而癱瘓,多哈貿易回合談判在2016年宣告失敗,TRIPs在WTO成員國之間維持的規則平衡開始松動。此前知識產權規則制定從WTO和WIPO并列的兩大框架體系開始轉向自由貿易協定。TPP和CPTPP等多邊自貿協定有可能主導更高標準的知識產權規則制定。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中國如果選擇不加入CPTPP,就無法與更高規格的貿易規則接軌,對于中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是不利的。

    早在TPP時期,中國政府就表示中方對其態度是“開放的”。在CPTPP生效后,中方表示:“只要符合世貿組織原則,開放、包容、透明,有利于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都持積極態度?!盋CG從2019年開始,多次呼吁中國應該加入TPP/CPTPP,以提升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程度和貿易水平,同時以此來緩沖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沖擊,并達到“以開放促改革”的作用。CPTPP主要成員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通過不同途徑表示對中國加入這一區域自由貿易組織表示歡迎。

    在退出TPP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年初一度表示如果TPP條款對美國有利將考慮重新加入,并讓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和美國貿易代表研究美國重新加入TPP的必要性。TPP成員國對此表示歡迎。但即使在2020年美國大選結束后雙方重開談判,由于雙邊對CPTPP的貿易標準要求不一,美國由之前的標準制訂者成為標準接受者,造成它在談判中主動權易手,雙邊談判進程不會很順利。在2018年后,美國沒有在實質上與CPTPP成員國展開相關談判,國會也沒有出現關于加入CPTPP的有關議案。不過,2020年6月,遠在大西洋東部的英國政府卻宣布有意加入CPTPP。從客觀結果來看,受美國主導TPP高標準影響,CPTPP大體上維持了較高的貿易標準水平,成為未來自由貿易區談判的主要方向。我國應該認識到CPTPP的這一大特點,并尋求和加入其中。

    目前,正是中國尋求加入CPTPP的“窗口期”。美國正在進入大選年,政壇更迭變數較大。不論共和黨人當選還是民主黨人當選,雙方均需要一定時間在政府和國會內部凝聚共識,不太可能迅速謀求加入CPTPP。因此中國加入CPTPP的窗口時間大約還有兩到六年左右。目前中國官方可能正在力促區域經濟合作伙伴協定(RCEP)在今年(2020年)達成,可能會暫緩加入CPTPP的準備。當下主要采取的做法是對加入CPTPP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跟成員國進行溝通,預計最早也要在2021年才有可能提出加入CPTPP。屆時主要談判對象將是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時還是《美墨加三國協定》(USMCA)成員國,美國是否會動用USMCA中的“毒丸條款”(Poison Pill)阻撓加拿大和墨西哥批準中國加入多邊貿易協定,將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目前沒有明確的案例顯示“毒丸條款”是否應該應用于多邊或者雙邊貿易協定。

    從CPTPP的各個條款來看,中國的法律法規對接相對容易的是知識產權條款。CPTPP總計擱置或刪除了九處知識產權條款,主要有:1. 國民待遇范圍擴大;2. 專利客體總類縮減;3.延長專利保護期路徑不存;4. 披露藥品專利數據優越性不存;5. 藥品銷售保護性條款擱置;6. 著作權保護期重回TRIPs標準;7. 著作權技術保護措施條款、信息管理條款擱置;8.衛星和有線電視信號知識產權救濟力度削弱;9. 提供互聯網提供商法律救濟和安全港制度要求不存。

    其中作品、表演以及錄音制品的著作權,以及藥品和生物制劑的數據保密期延長是美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兩個重點領域。這兩個條款的擱置為中國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贏得了過渡期。如果未來美國試圖加入CPTPP,那么知識產權條款的復談難度頗高。其他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接受傳遞美國意志的知識產權條款將成為問題。2018年3月8日,保守派陣營的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針對CPTPP公布了一系列“批判性問題”并指出:“(CP)TPP協定……創新藥物的專利保護期以及一些材料的著作權保護期均被縮短,對技術和信息的保護范圍縮小?!?/p>

    然而,盡管這些條款被擱置,CSIS仍認為CPTPP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是目前的貿易協定中標準最高、最詳細的。它將為在國外運營的企業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以防止其創新被剽竊。由此可見,CPTPP延續了TPP協議中“下一代貿易規則”寬領域、高標準、嚴規則的體系特征。

    中國相關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如果需要與CPTPP對接,那么,雙邊在具體領域中將出現以下一些不同情況:

    CPTPP的知識產權保護條例大約分為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與執法四個部分。

    商標權部分涉及內容為:1. 聲音、氣味納入可作為商標注冊的范圍;2. 馳名商標的保護不以注冊為條件;3. 認可和保護地理標志。三條的核心內容是擴大知識產權的客體,即擴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在這一領域,中國相關法律已經確認除氣味之外的其他客體的法律概念。聲音和地理標志均已納入申請商標注冊范疇,氣味目前尚未能納入,不過已經在討論中。在新修改的《商標法》第十三條和十四條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做出了規定,其中在中國已注冊和未注冊的馳名商標,其效力并不相同。但馳名商標的數字形式復制未加入新《商標法》中,這一點又與CPTPP不同。

    專利權部分涉及內容為:1. 擴大可專利客體范圍;2. 加強藥品數據和生物制藥數據保護。在專利權領域,CPTPP的規定與中國的法律法規對接,不會產生特別的影響。在藥品數據和生物制藥數據保護方面,中國在2018年公布的《藥品實驗數據保護實施辦法(暫行)(征求意見稿)》中提出,對獲批創新治療用生物制品機遇12年數據保護期,顯示中國的數據保護期限上正朝著CPTPP的12年期限接近。

    在著作權方面,CPTPP的做法包括:1. 擴大著作權人復制權權利內容;2. 著作權和鄰接權保護期限;3. 規定網絡服務提供商侵權責任。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第三次修訂的《著作權》法中,還未能將“復制權”的定義擴展到CPTPP的標準,但在著作權延長和權利保護期限上與CPTPP一致,對于網絡服務提供商的侵權責任認定存在不同,這些均需要在法律法規方面予以澄清。

    執法措施方面,主要包括:1. 維持邊境措施的使用范圍;2. 加大民事損害賠償;3. 降低刑事處罰門檻。中國在邊境措施方面存在較大優勢,整體條款并不低于TPP/CPTPP的條款。中國在其余執法問題上正在進行較大范圍的改革,新的措施包括并不限于以下:1. 將成立中國國際知識產權仲裁委員會;2. 強化互聯網法院的知識產權案件審理和執行能力(互聯網法院受理案件70%與知識產權相關);3. 提高侵權賠償額度,有可能將“填平式賠償”原則改為“懲罰性賠償”;4. 充分利用中國的現有制度,在允許的條件下,參考境外相關規則,在中國部分示范區(如深圳前海)進行審理和裁決。

    整體來說,CPTPP的知識產權條款與中國的法律法規和執法情況進行對比,在商標、專利兩個領域有相當一部分是重合的,但在概念的定義和內涵上有所區別。CPTPP的著作權法并不比世貿組織的TRIPs標準更高,因此中國法律與其對接存在的僅是一些細節問題。在執法部分,我國知識產權邊境保護所適用的通關程序范圍和地域范圍不甚清晰,與部分國內法不協調。在CCG知識產權相關討論會中,部分學術界人士表示,在著作權法保護方面,類別劃分差異比較大,中國執法方面的規則也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更新。

    學術界人士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CPTPP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雙方法律條文存在部分模糊之處需要澄清。另外,互聯網內容提供商(ISP)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在CPTPP中未能得到充分表現。中國正在修訂的《專利法》在ISP的連帶法律責任應該有所體現。中國對于互聯網和數字經濟方面的立法也存在不足,應該在互聯網內容提供和數字信息領域進一步形成成文準則,并形成高標準。由于CPTPP的知識產權標準已經對中國現有法律法規構成了壓力,有關部門需要進行提前準備和試驗。

    第五部分:結論及建言獻策

    一.結論

    中國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變化,使過去40年中國知識產權從無到有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中國無論是在知識產權創新、申請、授權以及執法等領域,都形成了數量和標準上的一定優勢。特別是隨著中國數字經濟的不斷創新,數字經濟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已經走到了全球前列,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參與制訂知識產權游戲規則的實力。但在執法標準的統一方面,在人才培養方面,以及在知識產權管理的規范化方面,還需要進一步予以強化和提高。

    在加入CPTPP方面,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標準已經很高,接近CPTPP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設定的門檻,但與CPTPP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對比,中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在術語、定義以及適用邊界上的定義還需要更加清晰。目前正是中國加入CPTPP的“窗口期”。在美國缺位,短期內無法加入CPTPP的情況下,中國將有2-6年的時間尋求加入這個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中國需要就知識產權保護這個領域盡快展開調研,以便在談判時與CPTPP盡快就知識產權規則達成共識。

    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需要面對飛速發展的數字科技創造的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場景。既要考慮保護創新,也要考慮到數字經濟所具有的高度專業性,使確權、取證和裁決裁判與此前傳統的方式相比發生了變化。數字經濟的發展導致部分國內法的適用性發生變化,應該謹慎但是堅定不移地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引入包括區塊鏈在內的技術,最大程度上防止市場和技術壟斷。在“新基建”推動大量數字技術投入實用過程中,注意通過司法解釋等方式,使相關法律法規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

    二.來自企業的建議

    在調研的過程中,部分企業對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和更改,從自身角度出發提出了一些建議。例如,部分調研企業認為現在的數字專利迭代速度很快,但是審查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希望能夠加速審查。京東則提出了以下建議:

    1.電商平臺接到的投訴量非常大,其中有正常的維權投訴,卻也有非正常的惡意投訴。目前對于惡意投訴的相關規定較少,希望專利法和商標法修法中可以就惡意投訴的判斷標準、處罰措施等方面予以一定指導和明確。

    2.商標搶注行為,以及國內外相同商標但注冊人不一致的問題,在貨物進口中給電商的判定造成了一些難題,希望相關法律法規可以予以明確。

    3.在實際操作中,電商對于復雜疑難的案件確實較難判斷,希望可以有權威的行政機關或者專業中立的第三方給與指導意見。

    4.關于《電子商務法》規定15天等待期,是否可以引入反擔保機制,商家提供反擔保后先行上架,希望相關法律予以明確。

    三、CCG的建言獻策

    就具體的知識產權戰略而言,未來我國的知識產權政策應該注意朝以下領域進行傾斜和重點關注:

    1.盡快提出加入CPTPP的申請并開啟談判進程。申請加入CPTPP需要做大量事前的準備,包括對CPTPP各成員國的外交工作,推動形成共識,方能開啟談判。中國自身也需要做好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條款,主動尋求與CPTPP標準的對接。

    2.強化知識產權執法的落實??梢钥紤]集中授權/登記機構,分離和加強行政執法機構,賦予部分執法機構以更多執行權(包括部分警察權限),擴大海關對知識產權的監管權。完善執法標準,實現同案同判以及行政執法標準與司法保護標準統一。

    3.注意中國數字經濟中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整個數字經濟對外開放的結合。要保證市場繼續開放,在源代碼、算法、密鑰等問題上,在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情況下需要進一步評估和審核,達到繼續開放市場和改善營商環境的目的,以避免外資公司和跨國公司因知識產權法律限制在對華業務中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影響到外國投資和技術交流。

    目前,中美之間的知識產權爭論主要集中在源代碼、算法、密鑰等中國法律強制開放領域以及互聯網服務商(ISP)著作權連帶責任上。這一領域涉及國家信息安全等問題,將會長期成為雙方博弈的話題。歐盟在類似話題上也緊跟美國。中國在互聯網服務商的著作權連帶責任上制定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在互聯網服務商的法律義務應該更加明確,以強化互聯網時期的著作權保護能力。

    同時,中國應該保護自身數字科技上日益強大的創新能力,在相關法律法規制定時,避免這些創新能力受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限制。例如,在標準必要專利方面法律規定需要盡早做出澄清。歐盟在2019年實施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互聯網時代的數據權利進行了創新發展。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GDPR方式,通過創新保持企業的創新發展能力,并界定數字時代的相關權利界限。

    4.提升人才培養和標準化建設。這其中包括對高校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對知識產權代理機構的資質認證等領域需要實現標準化,同時應強化對貫徹《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定》國家標準(即貫標)后的監管,防止出現企業完成貫標后出現松懈和敷衍現象。

    5.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技術的應用、管理以及研發。區塊鏈是最新出現的知識產權保護技術之一,得到了許多數字科技公司的支持和發展。但是目前中國的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出現了較多問題。一個問題是區塊鏈在很大程度上應用于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領域,一度造成虛擬貨幣泡沫,大量資金用于炒作、包裝數字貨幣,甚至用于虛擬貨幣融資中。不過隨著監管的加強和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實際價格下跌,這一趨勢已經逐漸減緩;另一個問題是區塊鏈被應用于知識產權確權和認證時,遭遇大量假鏈的困擾。許多區塊鏈公司并不具備開發區塊鏈的技術。CCG中在調查中了解到,許多著作權確權過程名義上依靠區塊鏈,實際上使用的卻是網絡爬蟲技術,使確權和溯源等工作變得極為不可靠,所得信息也很難作為法律證據使用。因此,應該在已有法律基礎上對區塊鏈的法律地位進行深入研究,推動知識產權司法及行政機關上鏈取證、確權和裁決。

    6.隨著中國科技公司逐漸走出國門,中國知識產權的海外保護措施需要進一步提升。2016年,商務部成立企業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援助中心,2019年7月,國家知識產權局成立國家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中心。雖然各方有意識地強化海外知識產權維權行為,但整體上還未能形成合力??梢钥紤]推進中國貿促會旗下國際貿易和商務方面的仲裁委員會、商務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等部門之間的跨部門合作,建立海外知識產權信息服務體系和維權平臺等。

    附錄:CCG推動中國加入CPTPP的活動

    全球化智庫(CCG)一直在關注CPTPP的發展并呼吁中國可以加入CPTPP。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宣布美國退出TPP之后的第一時間,CCG就通過調研和座談,呼吁中國可以加入TPP,并于2017年2月9日發布《中國外交進入新方位,可考慮加入TPP》報告,。

    CCG推動中國加入CPTPP的研討會主要有:

    2015年11月9日,CCG一帶一路研究所在北京總部舉辦“一帶一路與TPP: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辯證博弈”圓桌會;

    2015年11月22日,第二屆中國企業全球化論壇舉行了以“TPP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影響”為議題的平行論壇,深度解讀TPP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影響,并探討應對措施;

    2016年10月18日,CCG與美國著名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北京總部聯合舉辦“WTO與全球治理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2016年12月8日,CCG發布《客觀認識逆全球化,積極推進包容性全球化》與《亞太自貿協定:后TPP時代的最佳選擇?》報告;

    2017年2月9日,CCG發布研究報告《中國外交進入新方位,可考慮加入TPP》;

    2017年3月13日,CCG與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在CCG北京總部聯合舉辦了“亞太經貿展望”主題研討會;

    2017年12月18日,CCG舉辦“從WTO部長級會議看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未來”主題研討會;

    2018年1月22日,全球化智庫(CCG)與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在CCG北京總部聯合舉辦 “美國的雙邊主義和亞太經濟整合”主題研討會;

    2018年8月23日,CCG、日內瓦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ICTSD)及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UIBE WTO Institute)聯合舉辦了“WTO的現代化改革與未來發展”圓桌研討會;

    2018年10月17日,新西蘭貿易和經濟副部長范吉利斯·維塔利斯(Vangelis Vitalis)先生一行訪問全球智庫(CCG),就多邊貿易機制的相關話題與CCG專家展開研討;

    2018年10月28日美前副貿易代表、WTO前副總干事Rufus H. Yerxa到訪CCG等。

    2019年1月9日,全球化智庫(CCG)發布《CPTPP,中國未來自由貿易發展的新機遇》報告

    2019年1月14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副院長Kent Calder于CCG發表演講:中國面臨加入CPTPP好時機,中日未來合作機遇多

    2019年12月13日,CCG舉辦“CPTPP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圓桌研討會。

    2020年4月9日,CCG舉辦“疫情下的數字經濟‘新基建’”線上討論會。

    2020年4月14日,CCG舉辦“新基建與知識產權保護”在線討論會。

    2020年4月29日,CCG舉辦“疫情下的中美科技創新”線上研討會。

    2020年5月14日,CCG舉辦“疫情后的新基建模式與知識產權保護”在線討論會。

    2020年9月8日,CCG在2020服貿會“服務業擴大開放暨企業全球化論壇”發布《CPTPP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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